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之道

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之道 
    曾国藩一生为官为将帅,待部下唯以一个“诚”字取胜,且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谓之“血诚”。 
  曾国藩强调:“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血诚”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根本与基石。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与约束自己的下属。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衤发不祥。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 
  “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 
  曾国藩正是以诚取信于兵将,因而他最终取得大成功。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为人处世统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曾国藩以此领军,上下精诚团结协力同心,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而且,正因为有此精神作支柱,所以他的部将多忠心耿耿,宁死不投降,没有一人背叛过他。反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没有血诚精神,以致相互勾心斗角自相残杀,军心离散溃乱,其后期连上将韦俊等多人也相继投敌,后更有八王叛杀谭绍光之举,使好端端一座杭州城,不费一刀一枪便拱手让与宿敌,实令亲者痛仇者快而遗恨千古。 
  后来,蔡锷编辑《曾胡治兵语录》时加上了一条足以警醒国人的按语: 
  “吾国之心,断送于‘伪’之一字。吾国人心之伪,足以断送国家及其种族而有余。上以伪驱下,下以伪奉上,同辈以伪交,驯致习惯于伪,只知伪之利,不知伪之害矣。……由伪生疑,由疑生嫉。嫉心既起,则无数恶德从之俱生,举所谓


伦常道德皆可蹴去不顾。呜呼!伪之为害烈矣。军队之为用,全恃万众一心,同袍无间,无容有丝毫芥蒂,此尤在有一诚字为之贯串,为之维系。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战自焚。社会以伪相尚,其祸伏而缓;军队以伪相尚,其祸彰而速且烈。吾辈既充军人,则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萌蘖,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为将,乃可以当兵。” 
  曾国藩酷爱读书,志在功名。功与名,是曾国藩毕生所执著追求的。他认为,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为保持自己来之不易的功名富贵,他又事事谨慎,处处谦卑,坚持“花未全开月未圆”的观点。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鲜花完全开放了,便是凋落的征候。因此,他常对家人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此外,他“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说道:“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还有,他始终认为:“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指出: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奴手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长久。 
  道光年间,曾国藩在北京做官,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加之一路顺风,平步青云,傲气不少,“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尤其是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虽在表面上获胜,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参鲍起豹,或越俎代疱,或感情用事,办理之时,固然干脆痛快,却没想到锋芒毕


露、刚烈太甚,伤害了这些官僚的上下左右,无形之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埋下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隐患。 

  咸丰七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深刻的反省,曾国藩才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此次反省之后,使曾国藩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历观名公巨卿,多以长傲、多言二端而败家丧生。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他总结了这些经验和教训之后,便苦心钻研老庄道家之经典,潜心攻读《道德经》和《南华经》,经过默默的咀嚼,细细的品味,终于大彻大悟,悟出了为人处世的奥秘。这些貌似出世之书,实则讲述了入世之道。只不过孔孟是直接的,老子则主张以迂回的方式去达到目的;申韩崇尚以强制强,老子则认为“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水最柔,水唯善下方成海。尘世间唯大智慧者可善下,唯善下者从不谄上欺下,从不自高自傲,始终虚怀若谷谦退自如,方可成大气候。水能屈能伸,它常悄悄然,从从容容,缓缓浸润,渗透到许多最神秘的旮旯。看宽广的大江,滔滔东去,浩浩然直奔沧海,没有翻腾没有咆哮没有澎湃,坦然迂回在广阔平原上,其理智,其涵养,其深沉,其宽厚,正如一部活生生的《道德经》,滋润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千古哲思,至理名言,老子真是个将天下竞争之术揣摩得最为深透的大智慧者!曾国藩研读得入了迷。尘世间许多棘手的事情,既然用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手法有时不能行得通,而迂回的、间接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为什么不采用呢?他读罢《老子》,又读《庄子》,这其中深邃的哲理,浩瀚的智慧,都令他深深折服,悠然神往,心灵产生了许多难以言喻的共鸣。至此,曾国藩又终于悟出了老庄和孔孟并非截然对立的,两者结合既能做出掀天揭地的大事业,又可泰然处之,保持宁静谦退之心境。


 
  同治元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三千里长江水面,迎风招展的全是“曾”字帅旗。作为亲率三四十万人马的湘军最高统帅,他丝毫没有飞扬跋扈、洋洋自得之态,反而处处小心,慎之又慎。请看他给弟弟的家书,便可知道他的当时心态。他谆谆告诫道: 
  我们家目前正处在鼎盛时期,我本人身居将相之位,沅弟(曾国荃)所统领的人马有五万,季弟(曾国葆)所统领的人马有六千,近世像这种情况的曾有几家?沅弟近半年以来,七次拜受君恩,近世像弟弟这样的人有几个?太阳上升到最高点以后就会向西偏,我们家现在也是最高最满的时候了。管子说,斗斛太满则人概之,人太满则天概之。我认为天概人是无形的,仍然要假手于人来概。霍光家族太盈满,魏相来平灭他,汉宣帝也来平灭他;诸葛恪大盈满,孙峻来平灭他,吴国君主也来平灭他。等到别人已经来平灭,而后才悔悟,就已经太迟了。我们家正处在丰盈的时期,不必等待天来平,人来概,我与诸位弟弟应当先设法自己来概。自概的方法是什么呢?我想也不外乎“清(廉)、谨(慎、谦)、勤(劳)”三字罢了。沅弟过去在金钱的取舍方面不太斟酌,朋友们的讥议指责,其根源实际上都在这里。去年冬天买犁头嘴、栗子山(此二处均在湖南双峰县荷叶乡。作者注),我也很不以为然。今后应该不乱拿一分钱,不寄钱回家,不多馈赠亲友,这乃是“廉”字功夫。内在的谦虚是看不见的,而其外在的表现主要有:脸色、言语、信函、仆从属员,以后该在这四个方面下大力气,痛加纠治,这是“谦”字功夫。每天临睡之前,默默地计算本日劳心的事情有几件,劳力的事情有几件,就会觉得为国家所做的事情还不多,应当更加竭诚地为国效劳,这就是“劳”字功夫。 
  身为三军统帅,能有如此胸襟,亦不是等闲之辈了。曾国藩如此稳慎如此谦恭,终能善始善终,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曾国藩功成名就之时,本打算在荷叶家乡建富厚堂以作“终老林泉之所”,后来听说工程巨大,花费极多,吓得他从不敢进富厚


堂的大门。此后十多年,一直住在他的总督府,直到死在任所。他写信严责弟弟及儿子费钱太巨,“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并以此“深为浩叹”。并写信告诫纪泽儿:家中新居富厚堂,莫作代代做富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在那绵延数百里山谷之间,广大老百姓都是低矮的茅屋,独有富厚堂金碧辉煌胜似皇宫,因而曾国藩考虑再三,他坚持不回故居了,故居留给他妻子、儿子、媳妇、孙儿、孙女们住好了。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后,他更稳重处事,对待同僚及下属都注意处处谦让;对手中的权力,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深知自己地位渐高,名誉渐广,便多次上奏请求减少自己的一些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攻克南京之后,立即裁减湘军,又令弟弟曾国荃回乡下停职反省。“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在极乐大喜的日子里,曾国藩时刻不忘给自己及诸弟狠敲警钟,天衣无缝地消除隐忧,显示了过人的清醒与才能。同治六年正月,曾国藩再三告诫弟弟国荃道:“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目的是常怀谦退,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