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钱秘籍:有钱有闲有空间北京新贵是怎样炼成的

一个人拥有财富并不能成其“贵”,

  如何才能由“富”转而达到“贵”,

  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们正在身体力行着,   

  不断迈进,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贵”人 !

  北京有故宫,还有四合院;可以藏龙卧虎,也能容纳三教九流。北京,曾经养育过世袭几代人“旧钱”的“皇亲国戚”,也正滋养着凭智慧与见识,白手起家赚“新钱”的新一代企业家。
  他们,都曾为求生存而自我奋斗,也充分利用物质基础尽情享受休闲生活,现在,他们的目光更是超越了企业的经营活动空间,并关注着社会需要被关注的方方面面。

  他们大多不是在“皇城根儿”下土生土长,但在北京抓住了灵感和机会,靠北京的资源获得了成功。北京从来就认为他们是自己人,正是由于这种胸怀,北京才成为中国最大气最高贵的城市。当贵族精神成为北京城的灵魂时,热爱事业,享受生活,关注社会,从“独乐乐”到追求“众乐乐”,只有拥有这样品质的企业家,才能称之为“新贵”。

  中国人喜欢敲警钟:富不过三代。西方人却很乐观:三代造就一个贵族。“富”得长久尚且不易,“贵”,当然更非轻易可以养成。“贵族”,多半要在优势的文化教育环境中熏陶出来,只会是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物。

  如果,拥有主流影响力的企业家们由“富”向“贵”进了一小步,那么社会呢?

   工作 做自己想做的事

  20世纪90年代初,房地产业的风起云涌,传媒业广告利润的巨额增长,对外贸易的日趋繁荣,无形中打造了新一代的富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勇敢放弃公职的“冒险家”,如王秋杨、陆兴东;当然,像王中军这样的“海归”派,国际眼界让他们更有放手一“赌”的信心;还有,一走出大学校园就投身商海,充分因势利导,将“天时、地利、人和”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李莹等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临近,拥有知识与技术就拥有了市场,尽管 IT业起起落落,但如唐越、李彦宏这样拥有国际金融背景以


及专业技术的精英始终站在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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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而易见,他们是一群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人,或者说是基于非常了解自己而具备了自知之明的人。他们都很自信,但并不狂妄,因为事业发展经历的风风雨雨,已经让他们的心态日渐平稳。所以王中军很明智地说:“我现在已经不可能把公司做没了。”稳扎稳打,是这一批企业家的特点。

  他们都很性情,所以擅长以“信念”带动员工,但这是一种现实的理想主义,充满激情又重理性,如唐越所言:“四面楚歌之时,绝不要大谈特谈做什么第一大互联网公司……”

  他们都认定,其实世人眼中好的教育背景并不重要,再学习的能力才是关键。陆兴东谈到,“我们不过是正好受了较好的教育,但这不是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只有非常自信而且擅于再学习的人,才能够把握机会。” 无论是从书本上还是在实践中,他们的学习不讲形式,不分场合地点,哪怕是在呼朋唤友时、斛筹交错间。

  他们都是电话很多的人,而且随时随地能发现新项目,时间对他们而言永远不够。同时,他们更知道把合适的工作交给合适的人。于是,王秋杨就可以每天下午与分公司经理“会诊”;王中军只要处理“下属不愿意处理的事”即可。

  就这样,他们有了“生意越大越好做”的体会。

  身为董事长兼CEO,将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打点得蒸蒸日上的王梓木强调:“身为企业家,首先要做好企业,把企业价值做大。而企业价值包括客户、员工、股东三方的利益,三方利益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一个共同体。为股东创造利润,为客户提供产品,为员工提供好的生活条件,这本身就是一种贡献,也是对社会负责。”

  当然,王梓木很清楚,工作不是做包罗万象的事,“就我来说,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企业家也不是万能的,花最主要的精力把最主要的事情做好,不需要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清点员工是否准时上班,最后一个离开,操心办公室是否打扫干净,那太累了。不需要管的坚决不


去管,需要管的则要千方百计地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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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这种企业家的成熟心态,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变化。

  生活 注重事业与生活的品质

  保险业的挑战和竞争并没有阻挡住王梓木每个周末去做户外运动。这位董事长兼CEO的爱好充满刺激与挑战:骑马、滑雪、冲浪、潜水,还有永远与自己“较劲”的高尔夫。有人说王梓木胆大,喜欢纵马驰骋,所以华泰保险发展迅猛。但王梓木自己则说,要做一个稳定发展、高品质的保险公司,需要从容和宽松,这种心态也离不开他那些户外运动的历练。

  的确,资产的富有支持得起富人们的爱好,但拥有名贵轿车,住着豪华别墅或公寓,出手阔绰,衣着考究,并不能成为衡量“会生活”的标准。热爱事业的“新贵”们,通过注重生活品质、培养生活情趣,意在追求一种境界:心灵的自由与满足。

  他们都很能“见缝插针”地“享受”——陆兴东,随时随地找朋友喝茶、聊天,天南地北地侃大山;李莹,哪怕只有半小时,也会跑到高尔夫练习场体会独处的妙处;王中军,呆呆地看着自家院子里次第开放的花儿,又何尝不是一件乐事?王秋杨,经常是前院放下儿子,马上跑到后院开车去公司,虽然像“行军打仗”一样,但可能享受天伦之乐不也是一种富足吗?

  王梓木很庆幸,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已经从比谁有钱,发展到比谁身体好,更高的层次是比谁更快乐。“什么叫事业与生活的成功?”他以为,“是达到既定目标而享有的一个快乐过程。如果很痛苦地完成一个目标,也不能算是成功。企业家们最初是比企业价值,比谁更有钱,但当财富退居二线,企业家们由‘富’转而追求‘贵’的时候,就要看谁的心态更好,谁更快乐。当然,快乐的标准因人而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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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跃在北京的企业家,差不多50%以上的人已开始注重高尔夫、骑马、登山、帆船等户外运动,体现出他们在追求生活情趣上更进一步的健康快乐。

  王梓木现身说法:“注重运动,


就是注重事业与生活的品质。我爱好网球、高尔夫、骑马、滑雪、潜水,以后还要玩帆船。体育运动可以激发企业家旺盛的激情,表面上看运动是对身体的挑战,其实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挑战、自我征服。运动又是一场游戏,一种积极的休息、彻底的放松,从而使工作与生活的精神状态更加饱满。”

  也许,中国的企业家应特别要向国外的企业家学习的是:休假就要彻底地放下工作去休假。王梓木笑言:“大部分企业家都让自己太忙,闲不下来,好像他们的时间比别人的更宝贵,即使在休息的时候也放不下工作。”

  企业家只要留出自己的时间,就有机会培养自己的空间,自己的生活情趣。北京有形形色色的俱乐部,诸如教人如何鉴赏文物、品酒,如何健康饮食等等。当然,还有很多公益性质的俱乐部,如支持环保,保护濒临灭绝动物,赞助失学儿童,发展教育等。只要企业家有心,随时可以释放自己的心灵。

  财富 关注社会热心公益事业

  真正意义上的“新贵”是富而且贵的。有钱只是“富”而已,并不就意味着一定“贵”,同时,有钱也并不一定能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只有那些既有钱,又有品味;既能活出生活韵味又关心他人生活的人,才是真正受人尊敬的“新贵”。

  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大氛围,毫无疑问让企业家们更为关注社会责任。于是,“新贵”不仅仅担当着企业家的角色,他们已经将活动空间拓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近几年,企业家群体的公益意识明显增强,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经营活动以外的社会问题。已经为治理“沙尘暴”募集了一个亿资金的王中军,毫不客气地说:“北京企业家有规模,并且已经掌控了一定的资源,现在我们也有这种意识,有共鸣,各行各业的企业家经常能够凑在一起,探讨这个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并尽力去解决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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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企业家,目前都不是“世袭”。当第一代很辛苦地白手起家时,的确没时间去思考和享受“贵”的内在含义。唐越很客观


,“在第二代、第三代才能体现到吧。”国外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很常见,比如洛克菲勒的孩子、比尔·盖茨的太太,每天什么事都不做,就是从事慈善活动。而中国的企业家还大都处于创业阶段,虽然已经开始关注社会,不过目前或多或少还都与企业家的利益相关,如关心行政体制的法制化等,但毫无疑问,将来肯定会出现完全为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并且会一直存在。

  现在的企业家们在求富的同时,更在求贵。这不是世袭的,而是需要自己培养的一种气质与修养,包含着对社会的责任。企业家们要培养自己的贵族气质,首先消费习惯就不能畸形,心态一定要平和,“贵”不在比车、比房子的豪华。其实,当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再拥有的就只是数字而已。现在,国外很多的董事长,CEO,每天都是坐地铁上下班,早起浏览各种新闻,关注社会动态,然后考虑能为社会做些什么。

  还好,“新贵”们已经萌芽。王秋杨强调:“在中国,‘贵’的内核是能更明确地知道自己能为社会做什么,真正坚持站在社会进步的前沿。”

  企业家创造财富,除了完成照章纳税的本分之外,还要关心弱势群体,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平衡发展,这也是“贵”的体现。

  王梓木也很“满足于为社会做了点什么”,在他的倡导之下,华泰保险认养了北京最大的绿地。而在他的各种荣誉之中,“优秀绿化个人”是他最看重的名誉。

 英雄向来不问出处。如果我们不能成为贵族的后代,起码可以努力变成贵族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