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何听音乐？你会去在线付费吗？”
近日在京举行的以“数字音乐付费如何拉动行业健康发展”为主题的E法数字音乐论坛上，主持人就此问题向与会者进行了一个现场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人现在都选择QQ音乐、网易云、酷狗等数字音乐App来听音乐，但是付费收听者却寥寥可数。
而就在前不久举行的2020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之“数字音乐产业生态版权治理与创新发展”主题分会上，行业协会和相关机构刚刚发出倡议，要尊重音乐作品版权，增强用户使用音乐作品的付费意识，推动建立符合市场规则和国际惯例的网络音乐付费模式，提高网络音乐的付费率。
如何提升数字音乐付费用户比例，推动数字音乐付费制度的建立，依然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付费是对作品的尊重
“台下的掌声和欢呼声是对于音乐的肯定，但是一个合理正规的付费方式，是对于创作者作品本身最基本的尊重和礼貌。”独立音乐人何小河说。
对于独立音乐人而言，怎样把音乐带到听众的耳朵里，让作品得到更好的传播，提升音乐人的热度，最终达到变现，是何小河要考虑的问题。
何小河介绍说，她最近要制作一个电子融合亚洲民族元素的系列歌曲，其中既有电子编曲，也有琵琶、马头琴等民族乐器。录音的时候需要找不同的麦克风，混音的时候不仅会选择常规的数字模式，还会用到一些非常传统的模拟模式。
“这些东西都很有突破性、实践性，都很好玩，但是能有这些东西的前提是有钱支撑，有钱才可以请到这些音乐家来合作。”何小河直言。
何小河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她顺利取得音乐平台的预付制作费，这些预付费让她可以安心地在音乐上继续尝试。她向数字音乐平台腾讯音乐（TME）描述了专辑计划，并上传专辑样片，接受TME的评估，随后收到了作品预估的制作费用。
“音乐制作的每个步骤都需要很多专业的硬件和软件，整个音乐棚里面每一台机器，包括我们每一个乐手的乐器，一台钢琴、一把吉他都很昂贵。做音乐很花钱！”何小河说。
在何小河看来，在数字音乐领域，现在应该关注的是付费方式如何转变的问题，而不是应不应该付费的问题。“以前买CD、买磁带要花钱，现在就是在用买磁带的钱转向买网络音乐，这需要强大的动力去推动它变成正常化的事情。”何小河说。
树立付费意识有过程
艾瑞咨询发布的《2019年中国数字音乐内容付费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从构成上来看，未来中国数字音乐平台的收入将主要来源于内容付费、广告收入以及版权运营收入三个方面。尤其是数字音乐平台内容付费将成为主要收入来源。
“目前数字平台盈利仍然是少数，虽然当前用户的音乐付费意识有所提升，但是付费用户的比例还是较少。”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李小莹说，国内头部数字音乐平台的付费用户比例在6％左右，一些非头部平台可能只有2％到3％。
为什么数字音乐付费推广艰难？是什么原因让用户不愿意为音乐付费呢？
李小莹认为，这与早期数字平台发展有关。在互联网早期发展阶段，音乐可以免费听、免费下载、免费使用、免费传播。后来互联网平台越来越规范，平台和用户的版权意识越来越强，平台需要资金周转，音乐人的创作需要被尊重，音乐唱片公司和制作公司需要版权收益，数字音乐收费便逐渐兴起。对用户而言，树立付费意识也需要一个过程。
艾瑞咨询的研究报告指出，免费内容可以满足需求，是数字音乐用户不付费的主要原因。
“国内数字音乐平台的音乐消费模式还有待完善，数字音乐平台的付费机制今后仍需细化。包月、包年付费这样的形式还是比较粗放，需要对此进行更多细化，以有利于鼓励用户为音乐产品付费。”李小莹说。
另一方面，李小莹认为要提高平台的服务，如果平台不能很好提升用户听音乐的体验，他们便不会付费听音乐。“一定要让用户产生不一样的感受，同时加强宣传，培养用户习惯，通过多渠道的方式倡导付费听音乐。”
音乐平台可化解矛盾
“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版权制度上有一个概念叫‘信息产权’，指的是有一类信息具有复制的价值，这些信息所赋予的财产权就是信息产权，数字音乐便属于信息产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助理教授任启明说。
任启明说，信息产权中有两个数值：一个数值是最优的社会运用量，比如要让一本书有更多的用户，最好的定价是多少；另一个数值是理想的社会研发量，即要覆盖研发成本，以激励创作人员创造出更好的信息。在数字音乐中，理想的社会运用量是免费下载，让更多的人听到音乐。但考虑到社会研发量，就出现了数字音乐付费，二者的矛盾也由此产生。
任启明认为，数字音乐平台恰巧可以化解这些矛盾。“一是能够化解音乐创造和音乐普及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二是运用平台所积累的互联网数据，能够有效满足用户的需求；三是通过商业模式的多元化，进一步拓展音乐的受众，让信息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
“国内数字音乐平台并不需要通过减少免费用户权益的方式挤压用户去付费。”任启明说：“最理想的定价方式是给每一个用户进行单独定价，如果你特别喜欢一个歌手的话，那你愿意为他多付钱；如果你觉得一般般，可以给你降一点价，这其实就是一个最优的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