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创新的意义
《文艺报》艺术周刊近期发表了“泼水”系列文章，对目前的一些戏剧现象提出了尖锐的直率的意见，这对于活跃艺术批；评，促进创作发展是非常有益的。但作者们的见解不可能一锤定音，他们昕提到的有些现象和问题还应继续深人讨论。比如，傅瑾先生的《给“创新”泼点冷水》(《文艺报》2001年3月8日)批评了目前创新中的匆忙，浮躁，对传统和大师尊重不够，等等，都是值得重视的；但此文对当前戏剧创作实践的估价失之片面，特别是由此又推导出强调重复和模仿、贬低创新的理论主张，就更值得商榷了。
一、当前戏曲创新的实践
话剧中几部有争议的戏，笔者没有看，没有发言权。就戏曲来说，我认为当前创作的主流是扎实的、有成效和有价值的。
十多年前，曾出现过一阵“探索热”。戏曲的“探素”出现在话剧之后，虽然有点赶时髦的味道，虽然不少作品还有些模仿和重复别人的痕迹，但探索者的功绩是不可泯灭的。面对着“戏曲危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我辈不下地狱谁厂地狱广魏明伦说这话也许有点危言耸听，但他们在进行艺术探索肘确实冒着某些风险。探索戏曲受到人们的责难，以致《山鬼》的作者盛和煜赌气说：我不探索!十几年过去了，那时的作品还留在舞台上的已很少，但有一些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它们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20世纪末一批创新意识较强的作品可以看成是探索戏曲的继续。
当前戏曲创新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创作者更虽烈地表观自己的审美追求，要表现比较深刻的文化内涵。为此，他们不惜放弃剧种固有的优势，努力打破题材和表现方法的局限。二是努力适应观众娱乐性的追求，放下高台教化的架子，也放下古老剧种严整规范的架子，试图与流行性艺术一争高低。简单点，可以说是求雅、求俗两种倾向。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烦向从不同的出发点逐步问一起靠近。黄梅戏《徽州女人》观众踊跃和京剧《宰相刘罗锅》〔一、二本〕得到较高评价就是突出的例子。这一批创新的作品能
否具有长久的价值，进入戏剧史，观在还难说，但对它们创新的动机和效果都不宜贬低，更不能一笔抹杀。
二、继承传统并非模仿、重复
近年许多学者(包括侮瑾先生)强调重视民族文化传统，这是正确的，丢掉传统，文化艺术就失去了发展的根基，但重视继承传统不等于只是重复与模仿。所谓传统，包括民族精神、思维方法、审美特点等等。当然它体现在具体的作品中。就戏曲艺术来说，又包括剧本文学和舞台演出两方面。在戏曲表演中，模仿和重复确实具有特殊的意义。向老师学戏，刻模子，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对一些“经典性的”流派剧目，力争保留流派创始人的特点，也是必要的。但既然是活的人的演出，就必然也必须加进自己的创造，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完全的模仿。流派创始人都有“学我者活，似我者死”之类的格言，这里边是包含着艺术传承中的深刻经验的。至于传统剧本，包括古典名著，要在今天演出，那就不能不改。《窦娥冤》《西厢记》确实都是经典，但程砚秋演出的《窦娥冤》、荀慧生演出的《红娘》都大大不同于原著。你可以说他们改得不如原著，但他们迫于戏曲艺术舞台规律，不得不如此。他们并没有受到今天这可恶的“创新”思潮的感染。
每一个时代都应该重视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就戏剧演出说，应该演一些前人创作的优秀作品。戏曲中有传统剧目，正是这个意思。但每一个时代都应为艺术殿堂增加新的财富。所以要演前入创造的剧目，一则为了直接利用这笔精神财富，二则是为了给新的创造提供借鉴。要继承和发扬传统就必须进行新的创造。福建的梨园戏剧作家王仁杰特别强调继承传统，他把自己的书斋叫“三思斋”，强调对传统要有敬畏之心。然而王仁杰的成就在于他创作了《节妇吟》《董生与李氏》等新的作品。所以我认为他是“畏传统而后超越”。如果王仁杰没有新作品，那么他关于重视传统的话就没有什么力量。
“一部艺术史就是一部重复与模仿的历史。”这个断语令人惊讶。如果唐诗之后没有宋词，没有元曲，而只有对
唐诗和杜甫的重复与模仿，那还能说中国有诗歌艺术史吗?
“在更多的场合，本该由对大师及经典的学习、模仿和继承，构成一个时代的艺术主流。”大师和经典都是前代的产物，由他(它)们构成的艺术主流只能是前代的艺术主流。如果我们的时代不能有新的创造，那倒真会产生“我们的艺术没有主流”的现象。我们经历过只许演“样板戏”不许走样的时代，那是政治的悲剧；即使没有那样的时代背景，但如果只允许学习、模仿和继承，而不许创造，那至少会造成文化的悲剧。“人类要多年才能出现一位真正的大师，就意味着这多年里，众多的创新都毫无意义或意义很小”。那么，大师是怎样出现的呢？没有众多的芸芸众生的创造，大师会突然昌出来吗？我们知道有些大师是在他们死后才被戴上桂冠的，如果他们未成为大师前的作品都被认为毫无意义而不许出来，那我们的大师一定会少得可怜。
三、创新是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力
艺术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确实是不同的。科学技术新的取代旧的，有了性能先进的飞机，人们就不会再使用古老笨重的飞机。而传世的艺术作品却不会被新作品所取代，它们具有长久的价值。但这不等于艺术就不需要创新。与科学技术一样，创新是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力。人们之所以要进行艺术创作，就是为了要表现出独创性，模仿那是匠人的事情。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偏好，是各个时代各门艺术的共同规律。古人强调诗歌创新反对模仿的主张不胜枚举，戴复古诗：“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入脚后行。”元好问：“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赵翼更是极而言之：“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于年又觉陈。”画家中有些人标举宗法某某，但凡能自成一家的，必不以模仿和重复他人为目标。石涛反对“知古而不知我”，要求“借古以开今”，他说：“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吴昌硕涛；“画当出己意，模仿堕尘垢，即便能似之，已落古人后。”正因为有这些勇于创新的诗人、画家，我们的艺术史才没有
到唐代或宋代便中止。戏曲也一样，如果明代人只去重复元杂剧，近代人只去重复明、清传奇，那宋被称为大师的梅尚程荀就不可能出现。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大师，固然经过艰苦的学习和模仿的阶段，但经过这一阶段之后，他们便不断创新，这中间也受到了许许多多的批评。没有创新，他们成不了大师。所以应该说：一部艺术史就是一部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的历史。要使戏曲不在我们这一代消亡，续写出我们时代的篇章，那就必须有超越前人的决心、勇气和艰苦的实践。
傅瑾先生很鄙夷有些文艺理论书老：是引用第一个把女人比喻成花的是天才，第二个第三个则如何如何。这是很有道理的。这些书之所以被鄙夷是因为它们的引用已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已经落于庸人和可怜虫之列了；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种比喻应该重复，只能重复。试想一下，如果在文艺作品中和生活中，见到美丽的女人就说：“你真像一朵花呀!”比喻者和被比者岂不都觉得很乏味?创新是不容易的，受主观客观各方面限制。没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和文化积累，没有广阔的艺术视野，没有创作的天才，都不能有真正的创新。客观上也必须有民主和谐的环境和鼓励创造的文化氛围。当今良好的创造环境来之不易，所以众多想成为大师或者并无此奢望的艺术家都撸胳膊挽袖，想试一把。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当然创作出的作品是高下不一的。但是本文第—段所说的那种有价值、有意义的创造应该说是主导方面。至于浮躁、浅薄的作品，把创新看得容易甚至以为可以用它包装懒惰和平庸的认识，也不能没有。傅瑾先生指出这一点，泼一瓢水引起人们思考，是有益的。但我这里又不得不重复一句“老掉牙的皂言”：泼脏水不要连孩子一起泼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