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岁老人卖笤帚混成千万富翁的创业故事

68岁老人卖笤帚混成千万富翁的创业故事他的创业史,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折腾”史!家里贫困万分时,他卖掉全家的救命口粮,筹本钱扎笤帚做小买

68岁老人卖笤帚混成千万富翁的创业故事

他的创业史,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折腾”史!

家里贫困万分时,他卖掉全家的救命口粮,筹本钱扎笤帚做小买卖;为村办工厂干活时,别人一天挣3块,他却主动要求降薪,一天挣9毛;村里给村民分地,他一分地都没要。

他叫李宪章,目前是禹城一家毛纺厂老板。就是凭着这种看似疯狂的“折腾”,他拥有了千万家财。

而如今已68岁的他,依然雄心勃勃,要再“折腾”10年。

-李宪章创业简历

李宪章,男,68岁,小学文化。1940年出生于德州市禹城市二十里堡乡李庄村;上世纪50年代辍学,回家种地;1960年至1962年,做生意,倒卖布鞋、指南针等物品;1963年,因担心在政治运动中被查处,将家中贵重物品全部以极低价格变卖;1963年至1965年,学习扎笤帚,将家中部分口粮卖掉,购买原料扎笤帚,在禹城集市销售;1965年至1970年,运笤帚到济南销售;1970年至1984年,在李庄笤帚厂做销售员;1984年至1990年,承包李庄笤帚厂,并在济南做土产生意;1990年至2003年,在广东做建材及物流生意;2006年,在禹城创立李氏羊绒纺织有限公司。

眼前的李宪章,穿着干净平整的深蓝色羊毛衬衫,笔挺的黑色西裤,锃亮的皮鞋,头发虽已稀疏花白,却整整齐齐地梳向脑后,走起路来又快又稳,丝毫不亚于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说话简洁有力,还不时眯着眼,露出略带狡黠的微笑。

这是日前记者在禹城见到的李宪章。这位年近七旬、清瘦干练的老人,带着这种略带狡黠的微笑,向记者讲述了他40多年来曲折、艰辛而又有趣的创业故事。

“投机倒把”

两年“混”成富裕户

1940年,李宪章出生于德州禹城市二十里堡李庄村。幼年的生活对于他来说充满了辛酸苦涩,当时家里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妹妹,四口人种着三亩地,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十多岁时,因为交不起一年10斤麦子的学费,李宪章离开呆了5年的小学校园,辍学回家种地。

上世纪50年代末,农村生活困难,不少人背井离乡去逃荒,火车站里天天黑压压地挤着要外出谋生的人。政府无奈之下规定乘车不用买票。“我当时想,与其在家挨饿,还不如出去见见世面。”李宪章摇摇头,有些无奈地说起了他开始闯荡的初衷。于是南至南京,北至哈尔滨,国内不少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这一闯还真闯出些名堂。细心的李宪章发现,一双布鞋在南京卖1块2,在泰安可以换10斤粮食,每斤粮食在德州又能卖两块钱。一只玩具指南针在济南卖1毛7,在泰安却可以换3斤粮票(当时泰安有煤矿,煤矿工人比较富裕,各种票证都挺多),而每斤粮票在济南能卖近3块钱。只要一倒腾,一双布鞋能挣十几块钱,一只不起眼的小指南针竟也能赚8块多。而对当时的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十来块钱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发现了这一奥妙,李宪章兴奋不已,于是他凑起钱,从1960年开始做起了小买卖。

没过多长时间,李宪章就挣了不少钱,家里也富裕了,惹人羡慕的大胶皮车有了,农村想都不敢想的缝纫机也有了。

“装疯卖傻”

疯狂“败”家躲一劫

但好景不长,1963年,禹城地区开始了四清运动(1963年—1966年,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实际上为“文革”的发动作了准备),李宪章做小买卖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是重点清除对象。一天夜里,一位在乡里工作的朋友偷偷跑来告诉他:“乡里已经列出了清理名单,你在里面,马上就要整你了,你快想想办法吧。”李宪章吓出一身冷汗,“在那个年代,如果在政治上被扣上帽子,就没法活了。”李宪章说。

情急之下,他决定“装疯卖傻”,将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廉价卖掉。100多元买回来的缝纫机,2元就处理了,引来不少人抢购。村里人纷纷笑他傻,但也就是因为这样“装疯卖傻”,他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卖粮筹“资”

偷扎笤帚挣“大”钱

殷实的家底瞬间化为乌有,李宪章一家心如刀割。不过李宪章本人并未气馁,而是想找机会再大干一场。

不久,他盯上了卖笤帚的生意。笤帚家家户户都需要,制作简单成本低,并且当地政府对卖笤帚这样的小买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干就干,李宪章花了一周时间向邻居学习扎笤帚,紧接着在自家院子里挖了个地窖,准备夜里偷偷躲进地窖扎笤帚。问题又来了----他没钱买扎笤帚的笤帚苗。李宪章狠了狠心,想把家里的口粮卖掉。父母一听死活都不同意。那时一家四口人一年只有400斤口粮,根本不够吃。母亲甚至跪在地上求他:“粮食是命根子,千万不能卖啊,卖了咱一家人就没法活了!你不过日子了?”“娘,你放心,我卖一斤粗粮准给你买回两斤细粮来。”李宪章铁了心,没过两天,他一次卖了100斤粮食,买回400斤笤帚苗。

从此,李宪章白天给生产队干活,晚上抽空偷偷扎笤帚,接着隔三五天向队里请一天假,悄悄地担着一担笤帚,走十来里路到禹城集上叫卖。他还记得第一次卖笤帚,50把笤帚一天都卖完了,拿着挣下的钱,他兴冲冲地买了10斤小麦回家。母亲看到粮食,气消了一半,不过还是担心地说:“千万别再让人查了。”

好的时候,李宪章一次卖近100把笤帚,少的时候也能卖一二十把,一把笤帚卖一毛五,除去成本能挣7分钱。一个月下来,他竟能挣个七八块钱。“那时候一月挣七八块钱,在农村可不得了啊。”李宪章说。

济南卖货

两天三夜不睡觉

时间一长,李宪章不再满足禹城的小市场,而是盯上了济南的大市场。1965年春的一天,他担了一担共100把笤帚,乘火车到了济南。中午开始在大观园附近叫卖,晚上9点就卖光了。李宪章尝到了甜头,第二次去济南担了两担共300把。每担笤帚有70多公斤,他下火车后根本没法一次担走,就先担一担走二三十步,放到地上,再回头去担另一担。

笤帚多了,乘火车不方便,他就向生产队借了个独轮车,推上400来把笤帚,晚上10点从家里出发,走60多公里,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来到济南。因为他往往只请一天假,所以卖一天笤帚后,他又连夜花7个多小时赶回家里。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就花1毛钱买斤地瓜吃。“有时晚上卖完货,我就连夜赶100公里到乐陵收笤帚苗,第二天下午再赶回家。一趟下来两天三夜不睡觉,我和别人说别人都不信,队长听了还说我在瞎编。”想起40多年前热火朝天的干劲儿,李宪章唏嘘不已,“多亏那时候年轻,身体好,要不可扛不住。”

主动降薪

换回“无形资产”

就在李宪章凭着超人的毅力开始二次创业时,国内政策又开始收紧。从1970年开始,李庄成立了笤帚厂,李宪章不得不停止单干,为笤帚厂跑起了业务,这一干就是14年。

当时厂里的工人每天挣3块钱,李宪章却主动要求降薪,每天挣9毛钱。别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却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如果我和别人挣一样的钱,那我的活他们也可以做,但我挣9毛钱,就没人敢和我争这份工作。虽然挣的钱少了,但我可以通过在外跑业务,认识更多的人,懂得更多的知识,这种‘无形资产’是很难用钱买到的。”

获得“无形资产”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济南,李宪章费尽心机找到一份驻济各单位的名录,接着一户户上门去联系业务。有一次,他来到济南四建公司。没等他把话说完,公司的财务科长就把他推出门外,“我们向土产公司买,用不着你的笤帚。”被拒绝后,李宪章又去了几次,仍被拒之门外。于是,他偷偷蹲在公司大门边,等公司一下班,他就悄悄地跟踪这位姓刘的财物科长,到人家家里推销业务。禁不住他的软磨硬泡,这位科长终于同意进他的货。靠着不懈的努力,李宪章将济南的单位一个个拿下,最鼎盛时期,济南年笤帚需求量60万把,李庄笤帚厂一家就提供了40万把,占整个济南市场的三分之二。

丢弃耕地

创下庞大基业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大潮的到来,李宪章承包了李庄笤帚厂,并于1984年在济南白马山附近买了片厂房,做起了其他五金土产生意。生产队分责任田时,他能分三亩地,但他却放弃了这个权利。村支书非常不解:“现在不要地,以后想要也没你的了,没了地你将来靠什么活?”李宪章淡然一笑,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早打定主意,这辈子只做生意,三亩地,他早已不放在眼里。